红色档案的挖掘研究实践——以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红色金融档案挖掘工作为例
作者：夏图强、刘孟红、欧文
邓三阳、刘旋、袁昭江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
摘要：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于2020年6月开始，在全辖开展红色金融资料调研、收集、编纂活动。在红色金融档案挖掘工作中，遇到了红色金融资料难收、红色金融知情人难找、红色金融文物难见、红色金融遗址难寻等困难。为顺利推进档案挖掘工作，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围绕主线，理清株洲红色金融脉络；瞄准特色，开展红色金融专项课题调研；勤字当头，确保掌握素材真实透彻有力，形成了一些红色档案挖掘成果。档案显示，毛泽东在醴陵提出了红色金融朴素构想，醴陵工农银行是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的最早实践。并从中总结出三个启示：一是红色金融目标必须与中国共产党当前工作目标一致。二是红色金融工作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以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发展为着力点。三是红色金融工作方式和业务发展必须以方便群众，适应同时期人民生产生活水准为基本原则。
关键词：红色金融、档案挖掘、醴陵工农银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为充分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金融初心，牢记使命担当，借助深厚红色文化底蕴，凝聚辖内金融力量，书写株洲市经济金融新篇章，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于2020年6月开始，在全辖开展红色金融资料调研、收集、编纂活动。
1.红色金融档案挖掘工作面临的困难
株洲红色金融是一个时间跨度大、涉及领域多、各个时期人物参与面广的大型课题，加上南方的六、七、八月都是流火岁月，专班人员实地考证完善原有资料，挖掘补充新史料，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困难：
1.1红色金融资料难收
专班人员走遍了株洲辖内的党史办、档案馆、图书馆和相关博物馆及红色旧址，发现真正的红色金融尤其是大革命土地战争时期的资料十分缺乏。一方面是当时对红色金融不重视，档案遗存少。如醴陵档案馆的同志所说，“战争年代主要考虑的是革命武装，农民小银行不过3万元钱，还不如打个土豪”；另一方面是年代久远档案遗失，如渌口区（原株洲县）是1965年才成立的，原湘潭县和醴陵县档案局没有遗交原来的档案；如醴陵市档案局几经多次搬家，且每次在搬家前都处理过一批老档案，现有档案仅有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以后的。
1.2红色金融知情人难找
土地革命时期至今已近百年，那批历史见证人起码百多岁，早已不在人世；而八十年代一批党史研究和史料记载者，大都八十多岁，绝大多数亦已作古，余下的风烛残年者占多数，专班人员通过多方努力，艰难寻到年逾73岁的醴陵原史志办老干吴兴强以了解相关情况。
1.3红色金融文物难见
根据各县博物馆和相关红色旧址纪念馆表示，各单位都曾多次发动辖内广大群众，做过革命文物征集工作，但收效不大，尤其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文物由于年数久远更少，而红色金融文物更是近乎没有。目前醴陵博物馆内库仅存有“醴陵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缺失“醴陵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茶陵县档案局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发行的多种不同票面钞票和公债券。
1.4红色金融遗址难寻
红色金融的遗址一方面在土地革命失败后被国军损毁或年久未修风化自损了，如湘赣省工农银行酃县分行旧址；另一方面是近二十年的城市提质改造，作为民房拆除了，如醴陵工农银行旧址。该址解放初期就作为民房分给市民居住，八十年代还存在，九十年代末期作为民房一并拆除改造为居民区太一街。
2.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开展档案挖掘工作的做法
2.1围绕主线，理清株洲红色金融脉络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株洲地区的红色资源非常丰富，而穿插在其各个部分的红色金融线索，比较零碎，有时还交错复杂，为此，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坚持“三个为主”，即以所涉红色金融为主线，以红色金融机构为主，以红色货币金融活动为主。
2.2瞄准特色，开展红色金融专项课题调研
株洲的红色资源多，红色金融内容多，与其他地区交集多，遗存资料和文物少，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体现株洲特色，是专班人员一直思考的主题。为此，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在理清红色金融的脉络前提下，拟开展四个专题的特色调研：目前以醴陵市为背景的“醴陵工农银行是毛泽东金融思想的最早实践”专题调研，已完成了初稿撰写，据市党史办同志称：填补了株洲市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接下来还有以炎陵县为背景的“湘赣省工农银行酃县分行发展始末”专题、以茶陵县为背景的“列宁小学为土地革命培养了金融人才”专题和以攸县为背景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非货币型金融活动”专题将陆续开展。
2.3勤字当头，确保掌握素材真实透彻有力
为使已有资料佐证充分，专班人员除无数次上网查阅外，已多次走访醴陵、两次深入攸县、三次走茶陵乡村，奔波于党史办、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各个红色纪念旧址，还到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工农银行旧址和韶山毛泽民红色国库纪念馆参观学习、查询资料；如为查阅“醴陵工农银行”负责人简历，一方面发出“关于查找醴陵工农银行行长唐伯先的后人启示”40余份，托周围同事、好友利用微信群、亲戚查找族谱，另一方面到县志、党史资科内查找英烈姓名，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充分的史料；如为查阅“湘赣工农银行酃县分行”负责人简历，专班人员查阅县志、民国时期史料及网上均未找到任何第一任行长麦宗元记载，但在国家民政部《中华英烈网》和《炎陵县人民革命史》上查到了最后一任行长袁汉秋的情况。
3.形成红色档案挖掘成果
3.1毛泽东在醴陵提出红色金融朴素构想
1927年1月4日起，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一次考察，并在醴陵县提出了他朴素的红色金融思想。
3.1.1到醴陵考察前的见闻和启发
1927年1月15日至23日，毛泽东在衡阳地委书记向钧、衡山地委组织部长贺尔康、衡山地委宣传部长陈新宪全程陪同下，深入衡山柴山洲、白果、福田、宋桥和县城，了解到妇女进祠堂吃酒食、开明乡绅赞农协等情况，在柴山洲特别区，听取了贺尔康组建柴山洲第一农民银行的详细汇报，对柴山洲第一农民银行的办行宗旨、银行章程、银行管理人员产生以及贷款发放对象、货币发行范围非常赞同，也启发、催生了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的产生。
3.1.2醴陵考察行程、主要工作
1926年7月北伐军入湘，中共醴陵地执委领导全县人民，于7月26日公开成立农民协会，选举产生了以孙筱山为委员长、唐寄凡为副委员长的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会，会址设在先农坛。192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戴述人陪同下从长沙乘火车到醴陵开展考察农民运动1。1月30日上午在醴陵县城东门文庙大坪，县区乡农协负责人和农会会员一万多人举行集会，毛泽东作了题为“北伐战争后的形势和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方法”的长篇演讲，演讲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了醴陵农民运动的成绩和发展，对目前农民运动的任务作了详尽阐述；同时，对建立红色金融提出了朴素的理论构想；当日下午，毛泽东参加了省农运特派员张明生、袁品高主持的醴陵知名人士、社会贤达、老农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农运的意见和建议，了解醴陵农业、瓷业生产情况。1月31日，毛泽东在先农坛召开的中共醴陵执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就发展组织、巩固农会、成立武装、法庭镇反、筹建银行等五项工作作了重要指示。2月1日，农历过大年，毛泽东在孙筱山陪同下，冒着鹅毛大雪，步行25华里来到东富寺南联高小，晚上召开了南一区一乡农协座谈会；第二天大年初一，在东富寺前坪召开了700多人的群众大会，毛泽东肯定了农民的革命行动，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积极办好农会。当晚又在东富寺召开了南一、二、三区农运干部会。2月3日，在孙筱山陪同下，返回醴陵阳三石坐火车到株洲，再乘帆船到渌口，住在渌口伏波庙。当天下午由孙筱山、程炳生（县总工会常委）、胡晋高（渌口农协委员长）、陈钦楼（西二区农协副委员长）等人陪同下，在湘江西岸许家祠堂访问了几个贫告农民，晚上又召集了20多名农协会员调查会，与大家广泛深入讨论了农会工作。2月4日毛泽东离开渌口回到长沙。
3.1.3毛泽东在醴陵提出的红色金融朴素构想
根据原中共醴陵市党史办老同志吴兴强介绍和目前掌握的资料，毛泽东提出建立红色金融的朴素思想，应该说是受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的启发，1927年1月27日晚上正好孙筱山汇报农运工作时，提到存在“打土豪，没收地主金、银、财宝、谷物等财产变现处理问题”时，对到会中共醴陵地执委和国民党县党部地执委及部门负责人即兴提出的，经过1月28日晚的醴陵农运专题座谈会和1月29日一天的考察充实，在1月30日醴陵县区、乡农协负责人和农会会员一万多人的大集会上，作的“北伐战争后的形势和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方法”的长篇演讲中展开阐述了他的观点。毛泽东在阐述农民运动“十四件大事”中明确：开展信用合作社运动是农民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农民“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信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要解决这方面问题。”“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2他指出：“醴陵要成立筹产委员会，要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的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农民银行要以发放贷款、维持生活、扶植生产为目的，同时，为党内活动、农运和北伐筹集资金，增强革命实力；要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货币和农会自己的管理队伍。
3.2醴陵工农银行是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的最早实践
3.2.1第二次工农代表会决定成立银行
毛泽东自1927年2月4日离开醴陵后，中共醴陵地执委和县农运委员会认真落实毛泽东指示精神，同年3月8日，醴陵县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决议组建醴陵工农银行，会议决定在农会内设筹备处，公举办事公道、懂经济、会经营的南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共产党员唐伯先为筹备处主任。会议明确：醴陵县农协委员长孙筱山和总工会委员长易足三，具体指导和参与醴陵工农银行的筹建。
3.2.2正式成立，迅速履行银行职能
1927年4月11日，醴陵工农银行正式成立，地址设在醴陵县城隍庙对面新贤堂屋后背保管处，又称钱粮征收处。工农银行成立后，迅速履行银行职能：一是筹集发行基金6万元。由醴陵县农民协会筹产委员会筹集，资金来源以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为主，“规定了发行限额，所发行的票币随时可以保证足额兑换，流通于醴陵县城乡，并可交纳本县天赋及附加厘金杂税”2。二是发行工农银行纸币——“醴陵工农银行”银元兑换券，“在文元堂印制钞票，面额有一角、贰角、伍角、壹元4种，当时可兑现”3“钞票印出后用株萍铁路局压车票的石印机压平，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元几种票子。但由于兑换券是用当时市面上的毛边纸印刷，纸张不好、易起毛、字迹模糊。该兑换券以银元和铜元作为本位”4钞票仅限醴陵农会会员、工会会员使用能足额兑换；三是工农银行制定了章程制度，明确工农银行旨在“维护无产阶级，维持生活，扶植生产”；四是内部机构较为完备，唐伯先任行长，银行内部设会计出纳、库房管理岗位和银行粜谷处（设立粜谷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农会打土豪没收地主谷米充公上交县农协后，以各乡农协名义折合货币数量存入银行；另一方面是缺粮少食的劳苦农民和县城居民，可以到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实际是银行以低于市场价、便宜将谷米折合成货币，粜米给贫苦人民，及时解决工农生存生活问题）；五是开展存贷业务，迅速发挥功能作用，对外发放贷款，供县域工农群众借贷。
3.2.3迅速发展乡村银行，逐渐形成银行网络，服务农民
同年4月，该县栗山坝等8乡地方银行挂牌营业。其中醴陵县栗山坝第八乡地方银行于同年4月下旬挂牌营业，银行地址设于大妙材屋场自家祖屋朱光悌家的“明镜第”内，负责人为朱俊廷。该银行开张营业时，朱俊廷书写“八口无饥矣，乡人皆好之”的对联张贴于银行大门，栗山坝第八乡地方银行向当地工商户、部分农户和一些特别困难户发放了贷款5。这些乡村地方银行积极向特别困难农户发放贷款，及时解决了农民生活、生产之需，对宣传我党政策，扶持工农、推动农民运动起到了其他途径不可代替的作用。《湖南民报》民国16年4月11日报道了醴陵工农银行成立的消息，消息称：“吾醴陵农工、因感经济困难，生活艰苦，利息高昂，无从借贷，第二次代表大会，因此决议，组织工农银行，兹又议决于县农协设立筹备处，推唐伯先为主任，已筹基金6万元。”
3.2.4醴陵工农银行停业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清乡队控制醴陵县城，农民协会遭受破坏。醴陵县农民自卫军撤出醴陵县城后的1927年8月，醴陵工农银行因农民运动受挫而被迫停业。而“由于战争失败，农会遭到破坏，醴陵农工银行纸币只用了四个多月，就在市场停止流通，现在，醴陵农工银行纸币没有遗存”6。
3.3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在醴陵工农银行实践的现实启示
3.3.1启示之一：红色金融目标必须与中国共产党当前工作目标一致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支持北伐、唤醒农工、打击劣绅；醴陵工农银行则是通过筹产筹款、提供给养、补充物资支持北伐；通过低利息贷款解决工农生产急需，确保贫困工农最低生活需求喚醒工农；通过处理各区乡打土豪没收来的财物，保证工农运动正常运转来打击劣绅、支持农民运动。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对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代化金融事业同样具有指导意义：那就是现代金融事业必须以党的建设为引领，必须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金融工作最终目标，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坚定不移地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3.3.2启示之二：红色金融工作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以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发展为着力点
醴陵工农银行在运转过程中，支持北伐战争是为了人民过上安定的日子；支持工农运动则完全是为了人民抵制封建剥削阶层欺压、冲破旧官僚的统治，人民当家作主；低利开展信贷业务、以谷物代替货币出借是为解决工农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确保人民最低生存之需。而现代金融机构开展的振兴乡村建设贷款、农村支农贷款、扶贫救灾贷款、“精准扶贫、产业扶贫、青山绿水”等项目贷款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开展的金融工作。
3.3.3启示之三：红色金融工作方式和业务发展必须以方便群众，适应同时期人民生产生活水准为基本原则
醴陵工农银行在运行中，为帮助农民解决度过荒月或种谷无着等困难，以非货币形式设立银行粜谷处，按低于市场价以低利形式借出谷米进行金融活动，就是一种拓展客户，发展业务的很好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农业银行、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开办的传统农村贷款就是依据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发展过来的；而现代农村金融业务中的“小额农户贷款业务”以及各农村商业银行开发的小额贷款产品就是以利率低、额度小、贷期短、且目前农产品利润低、农民易于接受、还见效快的业务项目，这实际上也是依据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经传统农村金融信贷演变过来的。
参考文献：
[1] 张英豪.《寻找著名党史人物戴晓云的去向及其家人》中共衡阳党史网．
[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 谭玉寒.《国共合作时期的地方银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银行》
[4] 《醴陵市志》1995年版第511页
[5] 谭玉寒.《国共合作时期的地方银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银行》
[6] 谭玉寒.《国共合作时期的地方银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