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开启了当代湖南历史的新篇章,也开启了湖南文学发展的新历程。1950年7月成立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委会,1953年11月召开湖南省文学艺术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亦于稍后组建成立。
新中国的成立,政治上的翻身解放,物质生活的初步改善和提高,为人民群众积极学习文化,开展文艺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也给湖南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气和繁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壮丽生活和曲折斗争,是湖南当代文学发育、成长的沃土;中华民族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是湖南当代文学讴歌的重要主题。以小说《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水滴石穿》、《六十年的变迁》,戏剧《关汉卿》、《谢瑶环》,诗歌《毛泽东诗词》、《祖国,我回来了》等作品的出现,代表着湖南当代文学的第一批重大收获。一批曾经经历过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考验的老作家如周立波、蒋牧良、康濯、柯蓝等先后重返湖南。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一大批出身工农或普通知识分子的青年作家如未央、谢璞、周健明、任光椿、刘勇、孙健忠、古华、叶蔚林、张步真、萧育轩、谭谈等迅速成长起来,共同表现出明丽清秀的地方风貌和刚健昂扬的时代品格,从而构建出当代湖南文学作家队伍的独特景观。
周立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冬,周立波在刚刚完成以我国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建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后不久,便举家迁回故乡益阳,在农村安家落户,与农民朝夕相处,于1957年至1959年间创作完成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这部小说以湖南农村生活为题材,真实而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集体制度初创时期社会变革的艰难历程。周立波的短篇创作则以致力刻划农村新人的性格见长,数量众多,成就显著。1958年之后,周立波曾连续两届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为组建湖南的作家队伍、发展湖南的文学事业,言传身教,鞠躬尽瘁。
杨沫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女作家,1934年发表的《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是她创作生涯的第一个坚实脚印,1958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则是以其亲身经历为素材而创作的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青年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继《青春之歌》的成功创造,杨沫又在《东方欲晓》的基础上,创作了《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三部长篇合称为“青春三部曲”,描写了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一批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民族的危亡所经历的灵魂洗礼和心灵搏斗,从而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由卢沟桥畔的血肉拼杀、到冀中平原的全民抗战,由耽于幻想的纯情少女、到卓而不凡的抗战英豪所共同构成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康濯曾长期担任文学界的领导工作并以创作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著称。1942年发表的《腊梅花》、《我的两家房东》曾在晋察冀根据地产生广泛影响。50年代创作的众多反映农村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的短篇小说,真实地刻划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年轻一代清新朴素的生活情趣和美好明朗的心灵性格。《水滴石穿》更是敏锐地表达出摆脱政治的束缚与摆脱心灵的束缚,对于顺利跨入新时代、新生活的人们,具有同等的思想文化意义。
田汉的话剧创作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成绩斐然。50年代改编的《白蛇传》、《金麟记》、《西厢记》三部传统剧目,显示了作为一名戏曲改革工作的领导者对于新中国戏剧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劳动。1958年问世的历史话剧《关汉卿》、1960年发表的历史京剧《谢瑶环》则代表了田汉戏剧创作的最高水平。话剧《关汉卿》通过《窦娥冤》的创作经过和演出遭遇,刻划了关汉卿、朱秀帘等艺术家真挚高尚的品德与刚劲凛然的节操,热情赞美了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京剧《谢瑶环》通过尚仪院司籍女官谢瑶环冒死揭发豪门侵吞民脂,力阻朝庭发兵征剿黎民,受命女扮男妆巡抚江南,一路明查暗访严惩豪强,最终却被权臣迫害致死的悲剧传奇,既歌颂了谢瑶环身许家国、生死度外的高贵品格,也寄托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深刻主题。
李六如1908年加入兴中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东南亚革命活动、赣南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他的《六十年的变迁》原拟分三卷:第一卷从清末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失败;第二卷从北洋军阀统治到大革命失败;第三卷从十年内战到全国解放。前两卷分别于1957年、1961年出版,第三卷因社会和身体的原因仅完成十万字。正如谢觉哉所评价的:“六十年不算太长,但这六十年太不平凡了。”(《看了〈六十年的变迁〉之后》)作者以主人公季交恕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忠实记录了60年间中国土地上所发生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秋收起义、全民抗战等等震憾世界的重大事件,描画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
曾被郭沫若称之为诗词中的“泰山北斗”的《毛泽东诗词》,以中国文学最传统、最精粹的体裁形式,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的前进步伐,激越抒发了一代伟人光辉的生命活动和壮阔的革命情怀。未央1952年冬从朝鲜前线归来,途经鸭绿江时写下的诗歌《祖国,我回来了》,准确刻划了志愿军战士眷念和平建设的祖国故乡、牵挂战火燃烧的朝鲜前线的矛盾心理,抒发出赤子般的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烈火般的国际主义情怀。柯蓝的散文诗《早霞短笛》是新中国最早出版的散文诗集之一,他的辛勤耕耘,曾经极大地推动过我国散文诗的发展。
进入80年代以后,政治环境的宽松宽容,让老作家焕发青春与活力,也使中青年作家迅速崛起,湖南文学的创作开始步入黄金时代。在首届茅盾文学奖,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古华的《芙蓉镇》双双折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蔡测海的《远方的伐木声》、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刘舰平的《船过青浪滩》、何立伟的《白色鸟》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未央的《假如我重活一次》获得全国优秀诗歌奖,萧育轩的《乱世少年》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翟禹钟等人的《彭大将军回故乡》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任光椿的历史题材小说《戊戌喋血记》,首开中国文坛近代历史长篇小说之风;韩少功率先提出“文学有根”和重新“寻找民族文化的思维与审美优势”的理念,成为中国“寻根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正是湖南作家的整体性崛起和文学作品的大面积获奖,才成就了“文学湘军”的美誉。
从90年初开始,陶少虹、刘春来、翁新华、姜贻斌、匡国泰、屈国新、林家品均以新人新作的面孔出现在湖南文坛。彭见明的《玩古》和向本贵的《苍山如海》分别获得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残雪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体验,在中国文学界独树一帜,被美国和日本评论家评介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唐浩明连续推出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重新描画了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及其心路历程,显示出独特的历史眼光,并分别获得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和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七月派”诗人彭燕郊七十高龄时创作的长诗《混沌初开》和《生生:多位一体》,再获诗歌界的高度赞赏。叶梦的散文通过女性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验,书写的是女性成长发育的生命演进史和女性生殖生育的生命创造史,从而透露出一种全新的现代女性意识和生命文化。
进入21世纪以来,谢宗玉、田耳、马笑泉、沈念、于怀岸等人频频发表作品,成为湖南作家队伍中的新生代力量。王跃文相继推出的《国画》、《梅次故事》、《苍黄》等“官场小说”,在展示当代权势笼罩下的官场现世图景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反腐倡廉”的政治焦虑与理想情结。阎真的《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在寻找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依托的同时,也揭示了当代知识分子面临世俗化潮流的困惑与坚守。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湖南文学,既见证了中国人民探索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所付出的艰辛与所收获的喜悦,也见证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从复苏走向繁荣的历史进程。综观当代湖南文学的前进步伐,“文化”、“乡土”和“积累”无疑是其最本质的特征。“文学湘军”的辉煌,首先得益于湘楚文化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是楚辞所描绘的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和灵幻奔放的表现形式,构筑了湖南文学浪漫主义气质和自然审美意识;是湖湘人民崇尚的天人合一、人神共娱的审美情趣,激发了湖南作家丰富而活跃的情感世界和创作热情;是湘楚旧地原始的文化血脉和神奇的巫风楚俗,给湖南作家留下了深厚的精神资源和不羁的创作灵性。“文学湘军”的辉煌,其次得益于近世湖湘大地的经世文风与乡情民性。经世文风所具有的政治功得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了湖南文人直面现实、独立思考的态度和匡时济世、敢为人先的艺术勇气;千百年来湖湘大地洋溢的山水灵性和蕴蓄久远的民俗风情,为湖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敏感的文人气质和丰富的自然素材。“文学湘军”的辉煌,其三得益于新时代、新生活赋予作家的艺术才情和生活积累。湖南作家大多以周立波为楷模,曾经长期沉入生活底层,经历过生活的洗礼与磨练,或者原本来自乡土农家,与普通民众同过艰苦共过患难,因而能够准确把握历史运行的脉搏,了解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培育了对山水田园、人情世故独特的领悟能力,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和极富个性的艺术才情。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有钟灵毓秀的和谐三湘作依托,湖南文学的再度辉煌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的一道最靓丽的风景。